我1959年12月应征入伍,1961年5月20日入党。先后任油机技术,干事,1967年7月奉命参加援越抗美.先后任,副股长、股长,政冶处副主任,团副政委,团纪委书记。1986年1月转业到镇海炼化公司,先后任物资管理处党委副书记、纪委书记,卫生处副处长主持全面工作,分管医疗防疫卫生,环境卫生,绿化,计划生育工作,直至2000年3月退休。我的人生是,任其自然,做好本职,快乐生活,乐趣无穷.
是什么在阻碍我们做一个好人
□孙 乐
（图片来自网络）
2012 年5 月中旬，《中国青年报》的一项调查显示，77.9% 的受访者痛感在当下社会做好人成本高。具体表现在：71.0% 的人表示会被怀疑动机不单纯；62.4% 的人认为得不到鼓励还要付出代价，心理不平衡；50.6% 的人认为会被嘲笑；31.3% 的人感觉做好人经常感到孤独，陷入自我怀疑。面对这一串数字，很多人不禁会问：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，做好人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么难吗？还是一连串“做好人没有好报”的事件营造出了错误的舆论氛围？抑或问题出在我们自身？
不看《中国青年报》的调查结果，不会知道好人这么难做。通过调查可以看出，所谓“做好人的成本高”，其实是自我肯定和社会认同之间的巨大落差，同时还有施恩不图报与希望别人认可的道德矛盾。在好与坏的对比中，“好”往往是个人行为，而“坏”往往可以联系到有关系、有背景、有势力的群体。所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看，当个体的好对抗群体的坏时，去做一件成功概率不大的事情，就是傻。而一旦好事做成了，基于道德的约束，施恩图报被视为目的不纯，而不要报酬又不值。所以，人们会不自觉地认为做好人的成本过高，才首先选择趋利避害。对做好人的成本分析，就是在一个对好人没有制度保护的环境下，个人的趋利避害行为。
小时候我们被老师教育要学习雷锋，还经常因为扶老奶奶过马路被老师表扬，奖赏一朵小红花。其实，从那时候起，在我们幼小的心灵上便已经留下了做好事要换得赞扬的心理暗示。
但这并不等于我们不会做好事。汶川地震时有没有去主动捐款？电视上看见那些跋山涉水的山区上学儿童有没有想过捐助？ 细想起来，其实我们没有那么冷漠。难道这些一点一滴的生活细节就不是好人好事了？一定要见义勇为、舍生取义才行？
我们承认自己功利，但在并不需要太多的成本付出，或者我们觉得这样的成本值得付出的时候，我们也会选择做好事。因为，这里更有良心的收益，有自我认同的满足感。如果这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不去做，就很难原谅自己。谁能说这不是做好人呢？做这样的好人成本高吗？
面对调查，人们会踌躇，是因为把好人的标准定义得太高。无论“最美妈妈”还是“最美女教师”，当初的行为都是出于本能反应，没有时间让她们思考利益得失。我们没有办法立刻改变社会的价值标准，也不可能不去迎合社会，但这些都无碍于我们做一些承担得起的好事。自我认同不断提高，对自身道德的要求也在提升，当遇到需见义勇为事件时，谁又知道身体不会做出本能反应呢？
每个人的行为叠加起来，改变的正是这个社会的认同标准。与其抱怨社会环境差，不如起而行之。现实的功利不应该成为我们放纵自己的借口。
（本文来自意林杂志第15 期“热词时文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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